我的生活
当代社会阶层分析
杨继绳认为，目前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两个现实：“权利不受制衡的上层建筑”和“资本不受驾驭的经济基础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，是当今一些社会问题的总根源，是一切罪恶的渊薮。这就是所谓“中国模式”，即权力市场经济模式。
杨继绳谈《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》
前言
杨继绳认为，目前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两个现实：“权利不受制衡的上层建筑”和“资本不受驾驭的经济基础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，是当今一些社会问题的总根源，是一切罪恶的渊薮。这就是所谓“中国模式”，即权力市场经济模式。
权力市场经济模式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不公正，必定腐败丛生，民怨沸腾，会产生“仇官”、“仇富”的社会心理。他指出，中国社会现在就像高压锅，压力正在增加，拧紧螺丝，可能暂时稳定，但到一定时候还会爆炸。
他主张，自上而下，从中共党内进行政治改革。否则在高压锅爆炸时，既得利益阶层也会完蛋。
对话
法广: 最近，中国出现了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、“穷二代”的流行说法，你在这本书中对此是怎样解释的？
杨继绳：几年以前，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有“集体世袭”现象，即社会阶层地位的世袭。最近又出现了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、“穷二代”的流行说法，也是指官员、富人、穷人的第二代继承了他们父辈的社会地位，是阶层的世袭，并不是个别人的世袭，所以说是集体世袭。说到世袭，人们就想到高干子弟。其实，高干子弟中也有优秀人士，他们不是靠父辈的权力上升的。但是，依靠父亲的权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大有人在的。现今，有一种利益机制推动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权力。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：行政权力参与市场，政企不分，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。与高官有关系的人，是接近审批权的“通道”，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。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就有了贷款，就有了订单，就有了地皮。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。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。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的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：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→要升官发财者必须亲近权力→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→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。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法广: 那么“穷二代”是怎样形成的呢？
杨继绳：教育是提高社会地位一个很重要的阶梯。所以教育公平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公平。现在中国教育资源分布的很不平等：农村和城市，城市郊区和市区很不平等。强势群体的二代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学位。弱势群体的孩子上学就比较困难，上大学就更难了。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，特别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学费的大幅度提升之后，高校生源发生了结构性改变。1996年以前，中国高校生源农村占60%到70%，城市占30%到40%；随着这几年学费的持续高涨，2003年，农村生源缩减到40%至50%，而且呈现继续缩减的趋势。在教育不公正的情况下，近年来又出现就业不公正的情况。穷人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较高的学历，却找不到工作。因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岗位也被继承了。穷人孩子上大学的花费很多靠借债，大学毕业后，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，一旦找不到工作，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。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成为“中产阶层的孵化器”，反而成了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。所以，现在很多人弃考，不参加高考了。最近出现了“蚁族”一词。所谓“蚁族”，就是 “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”。据一份调查，仅北京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“蚁族”。此外，上海、武汉、广州、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。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：高智、弱小、群居。他们大多来自农村，父母含辛茹苦、自己奋斗20年，好不容易大学毕业，还是处于社会下层。虽然整整奋斗了二十年，他们还是“穷二代”。“知识改变命运”这个出路堵死了。
法广: 您1993年发表《权利不能进入市场》一文，请问权利进入市场的后果是什么？
杨继绳：我在这篇文章中是这么说的：“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，它就失去了公正，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，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。设想一下，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去踢球，球场会乱成一个什么样子？权力进入市场以后，权钱交换，权权交换，权色交换，必定腐败丛生，民怨沸腾，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？”这篇文章发表到现在已经18年了，权力进入市场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，反而更严重了。
由于权力进入了市场，中国现在不是原来期待的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，而是“权力市场经济”，即行政权力操纵市场、左右市场、参与市场交易。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，社会底层的利益常常受到权力和资本结盟体的侵害，从而加剧社会矛盾，社会冲突频出。
中国当前两大矛盾：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。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，由此出现“仇官”的社会心理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，由此出现“仇富”的社会心理。数量日益增多、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，正是这两对矛盾激化的表现。这两大矛盾的制度原因，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体制。
法广: 造成权利不受制衡，资本不受驾驭的原因是什么？
杨继绳：是制度问题，只搞经济改革，不搞政治改革，就造成了这样的制度。经济已经市场化了，政治体制还维持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情况，还是权力高度集中，而且不受制衡。
法广: 您认为如放开政治改革，会不会像中国当局说的那样，会使中国社会变乱？
杨继绳：这是一个两难情况：不搞政治改革，让社会矛盾积累，可能越积越厉害，造成更大的混乱。但是，如果放开政治改革，要是没有做充分的准备，操作不当，也可能造成社会混乱。所以，现在像个高压锅，锅里的压力在增大，是紧螺丝，还是放气？有的人就采取紧螺丝的办法，可以暂时得到稳定。实际上应该慢慢地放气。通过政治改革。政治改革需要积极稳健，首先是积极，第二才是稳健。积极才可让矛盾不慢慢积累，不致于出现爆炸式的危险，稳健就是在时间上不要过于急切，改革方案不要一下子过于激进。
法广: 积极稳健地进行政治改革，由谁来操盘？
杨继绳：最好是自上而下、由执政集团自觉地进行改革。这样做社会震动较小，比较稳妥。当今中国很难出现自下而上的革命。即使有这样的革命，可能要以几代的混乱为代价。革命造成的后果是不可知的，而且革命会造出一个权威，也是专制的，不可能是民主的。
法广: 如果自上而下的话，是不是从中共党内开始?
杨继绳：是的。首先实行党内民主化。党内民主化有很大的空间。可以大胆地，大步地向前走。可以党政分开，这是邓小平说过的，就可以干嘛。党内可以选举，从基层党支部领导到上边的总书记都可以选举嘛。党内不同的意见可以公开发表。党的派别可以公开化，合法化。毛泽东早就说过“党外无党，帝王思想；党内无派，千奇百怪”。党内派别公开化、合法化以后，用党章国法规定派别的竞争规则，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权力制衡。但是，党内民主化不是关门搞的，必须和党外民主良性互动，须要党外参与。
法广: 您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会来自哪一方面？
杨继绳：说到阻力，一个是既得利益者。他们现在的社会地位、他们的好处，都是从“权利市场经济”得来的。只有在权利市场经济情况下，他们的利益才“最大化”。所以，他们要保持现有的状态。这是一方面。但也不全是利益，也是一种忧虑。因为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，南亚一些国家，实现了民主化以后，效果并不好，这个参照物并不理想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跟那些南亚小国家不一样。搞不好会出现更大的混乱，甚至民族问题、边境问题都出来了。所以有些忧虑。忧虑和利益这两个情况都存在。所以现在很难形成共识。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搞改革是很难的。现在各种思想都提出来，表现自己，都想用自己的理论来改变中国，很难形成共识。
法广: 如果一直拖下去，像您说的高压锅，最后爆发了，会怎样？
杨继绳：那就麻烦了，那就很麻烦。所以不能让矛盾积累，还是要积极改革。怎么积极，怎么稳健，这要很大的政治智慧。一部书也说不清楚，需要大家来讨论。首先，政治改革要有行动，不能不作为。自江泽民以后拖了十多年，再也不能拖下去了。
法广: 其实如果高压锅真爆炸了，那些既得利益者，他们也都…
杨继绳：一旦出现爆炸式的危机，他们的利益也都没有了。所以他们如果有理智的话，他们也会妥协。政治改革是各阶层妥协的结果。要让他们妥协，就必须造成一种态势，不妥协就会出现更大危险的态势。这就要给弱势群体以更多的表达权，让弱势群体发出更强大的声音。
法广: 中国阶层结构的特点是什么？
杨继绳：中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是：
一，80％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（68％）和社会下层（14％）。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以农民、工人、农民工为主体。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，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。82％的经济活动人口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，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。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。
二，中间阶层比重太小（13．3％），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。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，因为它重心低。而金字塔状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，因为下层比例太大，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。一个社会多数人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，社会就不稳定。
三，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。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的社会阶层，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，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，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。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和过程不够透明，手段不够公正。 他们像峨嵋山的金顶，被浓雾笼罩，公众看不清他们的真相。而且这个峨嵋山不能攀登，公众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真相。
四．阶层之间，在财富、声望、权力方面有错位现象。各阶层之间，在财富、声望、权力方面，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。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，而财富地位低，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，而声望地位低。政府官员权力地位高，但财富地位较低。这种错位会带来一些弊端。如官员和私有企业主就可能在私下在权力和金钱上互通有无。
法广: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民主化的推动力吗？
杨继绳：不行，因为中等阶层的比重太小（我计算的是：2008年中等阶层占比重为13.3%）。中国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，主流意识形态还害怕公民社会的形成。
法广: 中国农民问题的症结是什么？
杨继绳：1990年代中期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“农业、农村、农民”“三农”问题，把农民问题单独列出来。什么是农民问题呢？农民问题的症结是什么？
从浅层来说，农民问题是指农民收入低的问题，农民负担重的问题，农村多余劳动力去向问题。这么说只是就事论事，并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。
从较深的层次来说，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太多，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过大。
农民生产食品的。由于非农产业的人口比重太小，购买食品的总价值就小。而参与这部分总价值分配的人太多。这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。
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“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％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％而自豪，却很少提到其另一面：以世界上40％的农民仅仅‘养活’世界上7％的‘非农民’。”所以，农民问题的解决就是减少农民的数量，也就是让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。
需要转移多少农业劳动力呢？按世界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，应当有2亿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。
要使两亿多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。这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。这个过程和城市化过程是相联系的。
2008年，中国城市化率为45.68％，正处于加速阶段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，高速城市化进程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，此后城市化增长逐步放缓。到2015年，中国城市化率为52.28％，2020年为57．67％，2030年为67．81％，而68％左右可能是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的顶部，此后城市化水平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维持在这一水平。如果要完成2030年67．81％的城市化率，意味着今后每年城市化率要提高近一个百分点，相当于每年有14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。（中国社会科学院《宏观经济蓝皮书》，转引自《改革内参》2010年第16期第49页）
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，农民问题是农民社会地位问题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成本，但是在享受工业化成果的盛宴时，却没有农民的席位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中不包括农民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”也不保障种地的农民。农民进城做工，只能干城里人不愿做的苦、脏、笨、累、险的工作。农民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平等地位。显然，这平等地位不可能是国家赐予，国家也没有能力赐予。